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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解决“三农”新问题

来源:发布时间:2010-02-01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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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图表: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七年聚焦“三农”.jpg

图表: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七年聚焦“三农”


  新华社1月31日受权播发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主题,既着眼于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更着眼于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发展。

  在文件公布之际,多年从事“三农”工作、参与新世纪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与以往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相比,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有什么不同的背景和考虑?

  陈锡文:新世纪以来的前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对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是个风向标,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体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2009年,面对历史罕见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再获丰收,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民转移就业稳步增加,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村社会安定和谐,总体形势明显好于预期。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10年这个文件主要是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要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解决“三农”新问题。在新形势下,农业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加以解决。农业农村工作不能就“农”说“农”,要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考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分析解决农业农村问题。

  二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农业决不能出问题。尽管我国宏观经济比较早地回升向好,但基础仍然不牢,进一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任务还非常繁重。2010年要在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家首先意识到,必须把“三农”工作做好,这是最基础的支撑,决不能出问题。

  三是农业农村形势好的时候,恰恰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连续6年增产增收后,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农业受自然因素、市场因素影响大,基础仍然脆弱,应该居安思危,倍加珍惜。

  记者: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这句话含义深刻,如何理解这句话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

  陈锡文: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多改革不考虑统筹城乡发展就无法推进,因此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

  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部分。统筹城乡发展是手段,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是目的。尽管我们连续6年丰收,但根基仍然不牢。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句话: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非常符合现实。这几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这样的好局面,最根本的是政策好,是强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是一旦放松,就很难说。

  要夯实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基础,还包括对“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基本认识,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突出强化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大力加强农村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四句话,明确了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基本思路。与以往相比,2010年这四句话有什么新意?

  陈锡文:有继承,也有发展。稳粮保供给,就是要继续抓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保持市场稳定和价格合理水平,防止粮食生产出现滑坡。这个问题必须常抓不懈。

  增收惠民生,就是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过去6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平均在6%以上,必须坚决防止农民收入陷入徘徊。

  改革促统筹,就是要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决防止在统筹城乡中忽视和放松“三农”的倾向显现抬头。

  强基增后劲,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打牢基础,我们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后劲。

  记者: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那么,什么是非传统挑战?

  陈锡文:传统挑战好理解,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些老问题。非传统挑战更多指的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的传统功能主要是生产农产品,现在生态、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几年美国、巴西等国搞生物质能源,虽然其总量不超过15%,但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因素,反过来对农产品市场影响很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后,既不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回到农村。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一是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二是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日益加大。这种新形势既带来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五个“把”,非常精辟,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陈锡文:你说的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吧?这几句话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总结了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的确非常精彩。

  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7年多时间的改革发展,我们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农业农村发展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特殊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文件中的这五句话,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第一句话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这与胡锦涛总书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一脉相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提出这句话正当其时。

  第二句话是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这几年,大家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呼声很高,既有一次分配的调整,也有二次分配的调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居民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体现在民生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除了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善农村民生。

  第三句话是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2009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民得到实惠,但同时推动了这些制造业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内需。只要农民有购买力,农村市场还可以扩大,我们的发展余地宽得很,空间大得很。

  第四句话是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和工业企业,农业也有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且任务相当繁重,必须用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耗能水平虽然不太高,但总量惊人。一年消耗5000多万吨化肥,那都是煤和油气变过来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整体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第五句话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2009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2009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2010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而且强农惠农政策在不断强化。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陈锡文:2010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呼吁多年的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新突破,农发行要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中长期政策性”这6个字,意味着在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有相当多的信贷资金要进来,弥补长期以来政策性贷款资金的空白。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现在家电下乡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用电量明显增加、用电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些负荷小、电压不稳定的线路显然已经不适应需要,这一新措施将有力拉动内需。

  三是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农民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内搞公益设施建设,财政给予相当的补助,干就补,不干就不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次要扩大试点规模,肯定要大大推动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

  “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类似做法,很多地方都在搞,效果不错。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怎么更好地发挥党员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村支委和村民委员会两委的关系。过去我们要求建立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四议两公开”等做法就是实现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

  记者:这样看来,2010年一号文件确实亮点不少,非常鼓舞人心。您怎样看待2010年我国“三农”发展总的形势?

  陈锡文: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谋划“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当前农业农村好形势的关键一年。做好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对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新胜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我们虽然面临许多挑战,但同样也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力支持“三农”事业,为农业农村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连续几年增产增收,为农业农村工作积累了经验。我相信,只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再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繁荣和谐的新佳绩。(万武义 车玉明 董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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